谁也没有想到，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在央视开播不久便收视连连破发，创下了近两年来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最高收视纪录。全剧豆瓣评分8.7，知乎评分高达9.0，被誉为“2021年第一爆款剧”。

近日，电视剧《渡鸭绿江》总编剧于飞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，畅谈该剧创作经历。

一开始很紧张

因为“建造”的过程太痛苦

于飞接到《闯鸭绿江》创作任务时，正在整理《巡检组》的剧本。于飞第一次接手这么大的题材，他说兴奋之后的压力“完全无法形容，就像是要去参加一场战斗的感觉……我准备牺牲自己，倾尽所有，放下一切，去战斗”。于是，接到任务后，他二话不说就离开了家，自费租了一间酒店，开始前期工作。“我想先熟悉一下，确定一下大方向。”

那段日子，他主要看资料。“能找到的资料我几乎都看了，包括老兵的口述采访、各种回忆录等，桌子上总是堆满了资料。”在一家酒店住腻了，没灵感了，就换一家酒店。余飞一换就是五六家酒店，每次都扛着一箱箱、一摞摞的资料。

总编剧除了创作具体内容外，还有一项重要工作，就是搭建框架、组织内容，承担起协调指导的作用。于飞坦言，在前期创作过程中，妻子王仪涵是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助手。在中央电视台领导、编辑部及相关方的共同指导下，两人共同完成了前期最艰巨的策划和创作任务。

工作量最大的时候，编剧韩东加入进来，完成了剧本初稿一大半。后来因为疫情原因，拍摄延期，他们决定主动修改甚至重写剧本。这时候，需要更强的力量。编剧辛志海再次加入，在韩东的初稿基础上重写了30多集。此外，还有央视聘请的编剧郭光荣，在之前完成的剧本基础上，对主要人物的角色进行了大量补充……“初期是最紧张的，因为建设过程太痛苦了。”余飞坦言。

运用悬疑剧手法

效果出乎意料

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一经播出，收视率爆棚。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年轻人一开始并不知道这部剧，但发现父母长辈在看，便纷纷效仿，特别沉浸于剧中。那么，写好主线剧情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余飞总结了自己的经验：“首先就是要充分掌握历史中的素材和细节，掌握了大量资料之后，最重要的是如何透彻理解史实。如何让同一个素材有开始、有发展、有转折、有结束？如何安排才能体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貌？”他反复思考如何搭建好结构，后来采用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时间顺序。每一个该出现的关键战役、重大事件，都自然而然地按照时间线索来安排。 “最重要的是在顺序和结构之间要有一个交错的戏剧规律，能把这些安排好，是编剧团队的功力，这也是大家说这部剧挺好的一个原因。”

余飞强调，写剧本时，本能地力求“好看”，也要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一些“可以随心所欲地写，但又不违背史实的具体设计”。他本人就很喜欢一个细节设计：“彭德怀将军初入朝鲜时，深入敌后，却带着几个人，走在满是敌人的土地上，情况十分凶险。我们把重点放在了这个情节上：这一集，观众感觉像是在看悬疑片，觉得我们的彭将军好像身处险境，随时可能与敌人相遇，甚至看到敌人在跟踪他。我们和彭将军暂时失联，毛主席半夜发了三次加急电报询问，但彭将军身边的人都没有回答，气氛更加焦灼紧张。”事实上，剧中对悬疑剧手法的运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不少观众都对这一集印象深刻。

让余飞感到为难的是，如何在有限的信息量下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他想了很多办法来展现人物的故事性。后来，在设计特战英雄杨根思的剧情时，他尝试了虚实结合的方式。“没有必要把英雄大肆渲染，我们设计了一辆兵马金虎车，专门去战场找他。我们还带了杨根思在北京时的照片，想亲自送给他，给前线的战士们带来来自北京的鼓励。但很可惜，中间有些波折，照片送来的时候，杨根思已经英勇牺牲，最后也没见到照片。这种虚实结合，在现实中寻找想象空间，不仅没有胡乱捏造人物，也让人物有了更多可以回忆的东西。”

难忘的大学生活

我感觉只要呼吸里面的空气我就能成长

余飞记得很清楚，小学二年级时，在学写作文之前，语文老师让学生用“帮”字造句，他用“帮”字讲了一个故事，写了足足一页。“我早上起床去上学，路上看到一个老太太挑水，我就帮她把水挑回家，开头有好有坏，老师很惊讶，就拿给我妈妈看。我大概从小就发现自己很擅长写作，所以很早就下定决心要靠写作谋生。”

1996年，于飞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来到北京读书。他特别感谢恩师朱向前把他招进文学系。当时，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作品，朱向前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去考试。但他还是固执地去了北京参加考试，成绩并不突出——因为当时主要看已出版的作品，考试只是考常识。但他回去之后，加急写了一篇中篇小说，并把这篇小说和自己以前所有的练习都打印出来，装订成书寄给了朱向前。爱才的朱向前当时是文学系的院长，在他的努力下，文学系破例录取了于飞。这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“走在校园里，和那些长相和能力都非常出众的同龄人生活在一起，总能保持一种特别兴奋的状态。不得不说，系里的文学氛围和艺术创作氛围特别好。我甚至觉得，一旦进入这个环境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只要呼吸里面的空气，就能有所成长。”余飞觉得大学岁月对自己的决定性影响，是开阔了眼界和心胸，让内心更加自由，将自己的理想提升到了更广阔的空间。他印象深刻的是在课堂上经常遇到各路大师。“能亲耳听到莫言先生这样的重量级大师的讲座，极其常见。”让他感到特别新奇和震撼的是，“这些大师往往对很多事情都有完全相反的看法，他们讲的课甚至是自相矛盾的。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看世界的方式。”

余飞还记得，刚入学时，电脑很少。他是文学系第一个拥有电脑的学生——一台巨大的台式电脑，用软盘作为存储工具，装着写作用的英文软件。让他兴奋的是，“到中关村只要几站路，就可以不停地换电脑，从台式机到笔记本，再到新笔记本。我记得当时中关村还是小平房，只要有人推荐新笔记本，我就会立刻跑去换新的，在那里换了至少几十台笔记本。”

转折点与质变

因为爱

大学毕业后，怀揣作家梦想的于飞，与同学有着类似的想法：先赚点钱，再回去写小说。他坦言，做编剧对自己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，尤其感谢当时带他入行的许庆老师。“他是电影学院毕业的，学电影的，当时在拍一些戏，我就想先试试，结果觉得还可以。后来发现，影视行业也很好，跟文学也有相通之处。”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，影视行业逐渐成为人们看到成功可能的地方。

如果说命运有转折，或者内在有质变，于飞意外地说：应该算是爱情。他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，“2006年左右，我和一群编剧在和甲方老板开同一个项目的会议，我对其中一个女编剧一见钟情。”他像孔雀开屏，拼命想要展现自己，“没想到激发出巨大的潜力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当时我在拍一部警匪剧，每一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小考验，每一集我都设计得很独特，人物和想法也很新颖，那段时间，我觉得创作上有了顿悟。”

在余飞看来，那段恋情产生的化学反应是他编剧生涯中非常关键的转折点，“以前的创作都是跟着别人走，但那一次，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好，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好。”

随后不久，于飞独立署名作品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便受到广泛关注，并荣获第23届全军电视剧金星奖、第28届飞天奖。之后，他与管虎导演合作了一年，这让他的创作面貌受到了极大的触动。“当时我写了一部电视剧叫《局外人》，讲的是社会方方面面的描写。虽然这部剧并不是很成功，但它让我对创作有了新的认识。我能明显感觉到，这位导演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。”

来自“听别人说话，完成任务”

走向生活

此后十余年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自身修养的日臻成熟，于飞明显感觉到自己对编剧技术研究的渴望越来越强烈，“用一切新的创作思路和角度去追寻这种技术的过程，几乎是一种信仰。”

余飞认为，在《刀锋》这部剧里，自己达到了技术实验的顶峰。“当时从徐伟才的小说里摘录了一些人物和事件，我写了一个详细的剧情提纲，徐老师写剧本，整体架构和氛围、人物都是我重新设计的。最后的十集，我甚至自己写了剧本。在研究编剧技巧的过程中，那部剧是我个人运用技巧的极限，尤其是在结尾，一点都不落伍，整个剧情设置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到最后都完成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完成。”

之后，他又一次遭遇瓶颈期。“这时候你需要有非常好的心态来支撑日常的储备、创意的储备。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健康的心态，可能撑不过漫长的等待期。”

《过鸭绿江》和《巡回检察院》两部不同类型的剧目一出，很多许久未联系的同学、朋友给于非打电话，觉得于非的创作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”。“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服从命令、完成任务，第二阶段是拼命钻研技术，那么现在第三阶段，我开始走向生活——《过鸭绿江》和《巡回检察院》都有生活、有大立意，也有完全不同的故事结构”，于非说。

余飞希望自己未来能拍出更多“信息量更大的复杂剧”。 “像《检察院》这样，它不仅是一部话题剧，也是一部行业剧、一部悬疑推理剧、一部家庭伦理剧。为了宣传最高检的一项制度，能不能说它也是一部广告剧？其实它完全就是复杂剧。为什么有人说一开始好像有点慢？那是因为信息量太多，所以有时候因为接受不了，所以感觉慢。我要‘逼’观众认同，让他们再‘勤奋’，一步步跟上，让他们体会到看剧的快感。现在，我要把复杂类型的剧做实。”

无论环境如何变化

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从未改变

近年来，由于IP的爆发、网络与电视台的融合等诸多因素，传统编剧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很多人都问过于飞同一个问题：在行业寒冬、疫情冲击下，你是如何找到重心的？他笑着说，“当时也很纠结，想过要不要转型？要不要改编IP？要不要降价？但犹豫了一段时间后，很快就定下来了。我觉得不管行业怎么变，好内容永远是主体，会有需求，如何在好内容上下功夫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在了解了这个行业的基本规律之后，我心里还是有底线的。”

经过深思熟虑后，他决定涨价而不是降价。有趣的是，“涨价后我还是接到了更多工作。”他坦言，“我的创作方式不受大IP、大数据、市场、收视率的影响，还是自己研究，完善自己的编剧能力，完善自己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然后等一个好题材，来了就抓住，找到自己兴奋点和吸引眼球的点，把它们结合起来，再用世界上最流行的创作手法把它们融合在一起，使它们自洽。”

从业二十多年，余飞最深的体会是，虽然影视行业的大环境在不断变化，但实质的东西没有太大变化，对好内容的需求从未改变。“从大局看，我们每年都产出很多有艺术价值的作品，能触及社会深处。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外在的问题，但修炼内功很重要。再窄的空间，你也能跳舞。只要你划一条线，最窄的空间里也有一片天地。”

余飞称自己性格很直爽，处理任何事情都是直接、简洁。为了维护编剧在影视圈的权利和地位，他坚持发声，一度成为行业“意见领袖”之一。在他看来，编剧是影视圈的根基。谈及编剧在海报上签名的问题，他坦言：“影视圈人人都缺一不可，但有一个顺序，编剧是第一个，在他之后才有别人。这并不是要显示编剧有多高级、多重要，每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，没有谁更重要、谁不重要，但基本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。编剧签名没什么好质疑的，是起码的公序良俗。”

我的生活很简单

只需几个步骤

余飞生活中没有什么爱好，几乎每天都在工作。他坦言，自己的自律源自几十年的生活压力。“我以前有很多爱好，上学时练过体育，唱歌也不错，在学校的比赛中拿过奖。但当我找到写剧本这条路时，我就放弃了其他的事情。没什么好后悔的。”从农村到如今，他始终有一种紧迫感，“我觉得要抓紧时间往前冲，要做得更好，做得更多。”

余飞一直喜欢在外写作，无论是在酒店大堂还是咖啡厅，他都愿意一边观察人来人往一边工作。他称自己对身边的各种事情很敏感，“我不会采取行动，但会记住、想象。比如在公交车上，旁边的人踩了我一下，我很生气，然后他瞪了我一眼，我也没敢说什么。但下车后，我不断想起我和他打架的情景，我们扭打到警局，我们出来后他又如何报复，最后我们一起在《华山论剑》里跳下悬崖的情景……我会不停地想很久。而且我从小就喜欢这样想，不是故意的，但就是忍不住这样想。几十年来，我习惯了这样想，这对我的创作是有好处的。当然，生活中有时难免会尴尬。”

长时间的创作会让人非常疲惫，很难保持创作的兴奋感。每当余飞长时间写不出什么东西时，他有一招永不失效的妙招：“放下手里的一切，出去走走，几乎每次出门，你都会想起要做什么——很多时候你想不起来，因为你缺氧。”

牛年，于飞步入五十岁，他坦言：“回首往事，我的人生很简单，只迈出几步，离开农村，以编剧为生，嫁给了一见钟情的人……”他觉得，人有时候就像蚂蚁一样，有的走了很远的路，甚至迷了路，回头才发现两手空空；有的扛着比自己重十倍以上的东西，最后什么也扛不住，身体越来越差……至于未来，是轻松搬起轻的东西，还是轻松搬起重的东西？于飞想了想说：“我会考虑怎么利用，发挥更大的能量。”

文/记者 李哲

照片由余飞提供